（通訊員：劉書煒 閻璽晨 何明月）

   災害是人類社會一個永久性的治理難題，地震、海嘯、暴雨狂風，還有這次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狀肺炎。這次疫情的發生，不僅對人類社會疫情風險的防控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也從某個方面注解了風險社會的危機無時不有、無處不在。3月25日晚19點，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文軍老師在重慶移通學院繽果大劇院立足于流動時代的不確定性，為我們開展了新冠疫情的風險社會學解讀專題講座，以其專業知識剖析了這次疫情帶給世人的思考。

   人類社會邁入21世紀以來，時間的易逝性和空間的可變性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隨著流動時代的到來，全球化和個體化趨勢在不斷加強，人們越來越生活在不確定性狀態之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文老師以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與人類社會相伴隨的傳染病為引，指出當前時代具有典型的“流動性”特征，“不確定性”也在日益凸顯。隨后，文軍老師進一步闡釋了“風險”與“不確定性”的聯系，指出新冠疫情的爆發是21世紀以來影響力最大的全球公共衛生災害事件，而病毒也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流動性”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核心，是當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文軍老師告訴同學們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流動性：一是將其看待為一種位移現象，是一種隱喻的流動性，是一樣關系的社會實踐；二是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生成問題，例如階級關系的流動和經濟教育變化的流動。文老師強調，2020年的經濟規模是2003年的4倍，這就是一種“流動性”。

   疫情的發生對我國的經濟秩序帶來了很嚴重的影響，而在此之前我們國家還發生過很多公共災害，例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14年的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等，都是具有不確定性的。在事故發生之后如何重建家園是人類社會邁入風險社會時代對于集體凝聚力和國家領導力的一個重大考驗。英國社會學家鮑曼曾說過：不確定性的根本困境在于“社會系統矛盾的個人傳記式解決”，由此他反對個體單憑一己之力來承擔和解決社會系統造成的困惑和痛苦。對此，文軍老師認為，以“制度創設”為基礎，構建一種“共同體”的社會建制來應對不確定性及其帶來的社會風險就成為一種重要的方式，他強調“共同體”作用，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騰尼斯提出來的社會學概念，而如今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我國也在大力倡導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謂是選擇一種確定性的尋求，去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建立防御機制體系去維護社會公共安全。

   文軍老師告訴大家，尋求“確定性”的目的不是要去預測和規劃事件或行動是否如期發生，而是在于它是否能有利于人們將自己的行動調整到符合自身發展的軌道上來。所以，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求確定性是我們積極響應未來的一種發展途徑和自主選擇，它旨在為人們調整自身的社會行為提供發展指南。生活無常才是恒常，生活中的不確定性，正是大家希望的來源。如果生活都是確定的，那就不會看到任何可能的變化，許多人也會因此喪失奮斗的勇氣和決心，正是“不確定性”的存在，人們才有了努力拼搏的動力。因此，當我們意識到這個世界總是時時刻刻充滿著各種不確定性的時候，我們不是要自暴自棄，怨天尤人，或者隨波逐流，而是要學會接納、適應和奮斗，用社會學的眼光和想象力，用我會工作的實務精神和專業熱情，學會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去尋找確定性。